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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平: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司法适用研究

发布日期:2026-08-16  浏览:87

 摘要:传统婚姻财产制度遵循“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分割夫妻共同财产”的基本原则,夫妻共同财产以共同共有为常态,财产分割以离婚为一般前提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创设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则,突破了传统制度桎梏,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权益受损的夫妻一方提供例外救济途径。该制度以法定情形为适用边界,严格限定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、扶养义务人重大疾病就医遭拒两类情形。司法实践中,人民法院对婚内财产分割持审慎严格的审查立场,从行为要件、主观过错、损害后果层面细化认定标准,同时对可分割财产范围、内外法律效力及程序衔接规则形成了系统裁判逻辑。本文立足于《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,结合司法典型案例,系统剖析婚内财产分割制度的法定适用情形、财产范围、法律效果及程序规则,梳理司法适用中的裁判要点与认定标准,明晰制度适用边界,为准确适用婚内财产分割规则、平衡夫妻双方财产权益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: 婚内财产分割;夫妻共同财产;财产损害;扶养义务;司法适用

一、引言

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制度是我国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的核心基础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,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平等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,原则上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共同财产。该制度设计旨在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,保障夫妻共同生活的财产基础。但司法实践中,存在夫妻一方恶意转移、挥霍共同财产、虚构夫妻共同债务,或拒不承担法定扶养义务、拒绝支付重大疾病医疗费用等情形,若严格坚守“婚内不得分割财产”的一般规则,将导致弱势方财产权益、人身权益遭受不可逆损害,权利救济陷入僵局。

为弥补传统制度的救济缺陷,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创设了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,构建起“一般禁止、例外准许”的救济体系。该制度适用条件、财产范围及法律效果均区别于离婚财产分割。当前司法实践中,法院秉持严格审慎的适用立场,已形成一系列精细化裁判规则。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范与司法判例,系统分析该制度的司法适用规则,厘清裁判逻辑,明晰制度适用的边界与尺度。

二、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适用情形与司法认定标准

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请求权基础来源于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六条。该条款明确限定了两类独立的法定适用情形,排除了当事人任意分割、约定分割的适用可能,体现了制度的例外性与谦抑性。两种情形分别针对夫妻财产权益侵害、人身扶养权益侵害两类纠纷,形成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的双重救济体系,且两类情形的认定要件存在显著差异。

(一)夫妻一方严重损害共同财产利益的情形

该情形是婚内财产分割最核心的适用类型,主要规制夫妻一方恶意侵害共同财产、减损夫妻共同财产价值的行为。根据法律规定及司法裁判共识,该情形的成立需同时满足客观行为、主观过错、严重损害后果三项核心要件,三者缺一不可。轻微、偶发、无恶意的财产处分行为不构成法定分割事由。

1、客观行为要件。法定行为类型包含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以及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六种典型行为。此类行为均直接指向夫妻共同财产的完整性与价值性,直接减损夫妻共同财产总量,侵害另一方的平等财产权益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(二)》第七条第二款对该条款作出扩张解释,将夫妻一方为重婚、婚外同居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,无偿赠与他人夫妻共同财产,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,纳入“转移、变卖夫妻共同财产”的规制范畴,填补了忠实义务违约型财产侵害的法律空白。该司法解释降低了此类行为的举证难度,只要处分行为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,即可推定存在财产损害行为。

2、主观过错要件。虽然法条未明确规定“恶意”要件,但结合行为性质可推定,行为人需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状态。隐藏、转移、虚构债务、婚外无偿赠与等行为均系主动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的行为,过失行为一般不纳入规制范围。实务中,法院会结合行为发生时间、夫妻关系状态、财产处分用途综合判定行为人主观意图,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正常消费、合理财产处分行为,即便金额较大,亦不认定为恶意侵权。

3、损害后果要件。侵权行为必须达到“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”的程度,这是司法审查的核心阈值。法院不会仅凭存在侵权行为即支持分割请求,而系结合财产受损比例、行为持续时间、家庭财产总量综合判定。小额、偶发的消费或财产隐匿行为,因未对夫妻整体财产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,不满足法定分割条件。

以(2024)鄂0106民初1386号案件为例,该案集中体现了司法机关对“严重损害后果”的严格审查标准。原告H某入狱期间,被告L某存在大额取现、奢侈品消费、转让公司股权等行为,原告主张被告恶意转移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,请求婚内分割价值2000余万元的信托、基金、存款等资产。法院经审理认为,首先,2015年的大额取现行为距今时间久远,且当时夫妻关系和睦,无法推定被告存在转移财产的主观恶意;其次,被告多年累计消费金额占其名下总资产比例不足10%,未达到“严重损害”的法定标准;最后,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转让股权存在隐匿财产、恶意处分的主观意图。综上,案涉行为不满足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定要件,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该案明确司法裁判核心规则:婚内财产损害行为需同时具备主观恶意、客观侵权行为、严重损害后果三项要件,缺一不可,充分体现法院审慎适用婚内财产分割制度的裁判立场。

(二)扶养义务人患重大疾病就医遭拒的情形

该情形属于人身权益救济范畴,旨在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权,维系法定扶养义务的履行。其适用要件与财产损害情形存在明显区别,无需证明对方存在主观恶意,仅需满足三项客观要件。

1、主体要件。权利人主张的医疗费用,需用于夫妻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近亲属,包括父母、未成年子女、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等法定扶养对象。非法定扶养义务人就医产生的费用,不得作为分割依据。

2、事实要件。扶养义务人所患疾病需为重大疾病,存在实际就医、治疗的现实需求,日常小病、无需大额支出的常规治疗不适用本条款。

3、行为要件。夫妻另一方明确拒绝支付相关医疗费用,导致扶养义务无法履行、病患权益受损。

相较于财产损害情形,重大疾病就医遭拒的情形侧重生命健康权优先保护,司法认定更为宽松,无需考量相对方主观恶意。实务中亦存在两类法定情形叠加适用的典型裁判。以(2025)冀0607民初673号Z某与W某婚内财产分割纠纷案为例,婚姻存续期间,原告确诊脑出血、烟雾病等重大疾病,多次就医并自行承担高额医疗费,被告仅少量出资,拒不履行后续救治的扶养义务。同时,被告在短期内无正当理由集中取现、销户夫妻名下全部存款,构成隐藏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。法院核查后,扣除被告亲属合法款项,认定案涉可分割夫妻共同存款为12万元。该案同时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的两类婚内分割法定情形,兼具拒不承担重疾医疗费用、恶意损害夫妻共同财产的双重过错。法院结合被告的侵权过错与原告的弱势处境,酌定按照55%、45%的比例分割财产,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分割款66000元。该案体现司法裁判对生命健康权益的优先保护,同时通过过错差异化分割比例,实现对恶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惩戒,彰显婚内财产分割制度的双重救济功能。

三、婚内财产分割的财产范围界定

婚内财产分割的客体范围严格遵循“法定财产范围+关联财产限定”双重规则,既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基础边界,又区别于离婚财产的全面分割模式,仅可针对特定财产进行分割。

(一)基础财产范围: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边界

婚内可分割财产的基础范围与离婚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一致,以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及相应司法解释为界定依据,此处不赘。反之,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、专属人身性财产、有明确专属约定的受赠及继承财产,属于个人财产,无论何种情形,均不得在婚内进行分割。

(二)限定规则:仅限法定情形关联的特定财产

婚内财产分割区别于离婚财产分割的核心特征,即不适用全面分割原则。离婚财产分割是对夫妻全部共同财产的整体清算,而婚内财产分割仅为针对性救济,只能分割与法定侵权情形直接相关的特定财产。

具体而言,若夫妻一方恶意转移、挥霍银行存款,权利人仅得就该笔被转移或挥霍的存款主张分割,无权要求分割房产、车辆等其他未受侵害的共同财产;若因重大疾病就医分割财产,仅可分割用于支付医疗费用的对应财产份额。该限定规则坚守婚内财产分割的例外性定位,避免当事人滥用分割请求权,随意打破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秩序,兼顾权利救济与婚姻财产秩序的稳定。

四、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效力分析

《民法典》未直接规定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效果,结合物权编、婚姻家庭编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则,婚内财产分割的效力可分为对内效力、对外效力,同时存在与赠与无效制度、后续权利救济的衔接效力。

(一)对内效力:变更局部财产权属

婚内财产分割的核心对内效力,是改变特定争议财产的物权状态。被法院判决分割的特定财产,将从夫妻共同共有状态,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或双方按份共有。权利人取得对应财产的完整所有权,可独立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该部分财产,另一方不得再主张共有权利。

需要明确的是,婚内分割仅针对涉案特定财产产生权属变更效力,夫妻其余未涉诉、未被分割的共同财产,仍维持共同共有状态,双方依旧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,承担相应的财产义务,婚姻内部的整体财产共有秩序仅发生局部调整。

(二)对外效力:不豁免夫妻共同债务连带责任

婚内财产分割仅调整夫妻内部的财产归属关系,不具有对抗善意债权人的对外效力。根据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规则,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,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。即便夫妻双方已通过婚内分割完成内部财产划分,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双方主张全额清偿。

该规则旨在保护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利益,防止夫妻通过婚内财产分割恶意转移财产、规避债务,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性。夫妻一方对外承担债务后,可依据婚内财产分割的判决结果,向另一方进行内部追偿。

(三)制度衔接:与婚外赠与无效制度的联动适用

针对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、向婚外第三人赠与共同财产的侵权情形,婚内财产分割可与赠与无效制度形成联动救济。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规定,夫妻一方为婚外同居、重婚等目的无偿赠与共同财产的行为,因违背公序良俗与夫妻财产共同制,依法属于无效民事行为。

权利人可在提起婚内财产分割诉讼的同时,一并主张确认赠与行为无效、要求第三人返还财产。返还后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,可直接作为婚内分割的标的财产,形成“确认无效—返还财产—婚内分割”的完整救济链条,全方位修复受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。

(四)与离婚诉讼的衔接与区分

若夫妻一方已提起离婚诉讼,另一方另行起诉请求婚内财产分割,法院原则上不予单独受理或驳回起诉,告知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一并主张。该程序规则的设立,旨在避免重复诉讼、防止裁判冲突、节约司法资源。离婚诉讼可对夫妻全部共同财产进行全面清算与分割,能够彻底解决双方财产争议,而单独的婚内分割仅能处理特定财产争议。为避免出现“部分婚内分割、部分离婚分割”的混乱局面,统一将交叉案件纳入离婚诉讼一并处理,是当前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。

婚内分割并非离婚分割的前置程序,两者相互独立。已通过婚内分割确定为个人所有的财产,不再纳入离婚财产分割范围,而未分割的剩余共同财产,仍可在离婚时依法予以分割。同时,对于婚内存在的财产侵权行为,当事人在离婚时还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九十二条,主张过错方少分或不分财产,形成多层级权利救济体系。

五、结语

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是我国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的重要补充,突破了“婚内财产不得分割”的传统原则,为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权益受损方提供了紧急救济路径。该制度以法定情形为适用边界,严格区分财产损害与人身扶养损害两类适用场景,通过主客观要件的精细化认定,在权利救济与婚姻秩序之间寻求平衡。

 

从代理实务的角度观察,人民法院对该制度的适用持审慎克制立场,在法定情形认定、可分割财产范围、程序衔接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明确的裁判规则。对于代理人而言,主张婚内分割的核心难点在于证明“严重损害”的量化标准及对方“主观恶意”。

在具体案件代理中,应准确把握“法定例外、从严认定、针对性分割”的制度定位,合理选择婚内分割与离婚分割的救济路径,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维护。

 

【薛平律师简介】

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,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。同时担任全国律协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安徽省律协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合肥市婚姻家庭促进会理事等社会职务。

执业以来,薛平律师秉持“十八年只做一事,一事做到极致”的执业理念,始终专注婚姻家事、遗产继承法律服务,不涉足其他业务领域,实战积淀深厚。因长期深耕合肥地区婚姻家事及继承案件办理,薛律师熟悉合肥地区各级法院婚姻家事案件的判案风格、裁判思路,能精准把握案件审理方向。薛平律师擅长处理婚姻家事、遗产继承领域内棘手的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纠纷,核心业务涵盖重大疑难离婚财产分割、离婚涉公司股权分割、遗产继承与财富传承、起诉第三者返还夫妻共同财产、子女抚养权归属、反家暴维权等,服务高效、责任心强。

薛平律师联系电话:13695652276(微信同号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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